读后感易中天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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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易中天中华 篇1

这是一本站在学术的角度写给大众看的科普书籍。

原始时期的人类，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的史实，全凭后代的人的只言片语、神话传说和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面对这些不辨真伪的猜测和推测更加考验一个人对历史的态度和把握。易中天先生本来就对历史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在本书中又运用了王国维先生推荐的实物史实并重的治史之法。语言平实却丝毫不见一般史书的枯燥。很推荐。

在本书中难能可贵的是，不仅仅是事实的堆砌，更有作者对原始人类精神的思考。从懵懂的混沌到渐渐有知，因何母系，缘何父系，整段石器时代的脉络被这样轻松画出。读者理解的更加容易，却也反映了作者的学术高度。与此同时，在本书中提出了诸多与大众认知相悖的一些想法。虽然历史已然尘封，真相不见天日。但是却不妨碍好奇的后人追逐真相的脚步。研究没有对错，在于它给后人的启示，其意义的价值远远大于结论。

总之，本书粗粗一读是一本可爱的历史科普小文，细品却大有乾坤。看您挖到哪一层了，无论深浅，总有收获。

读后感易中天中华 篇2

鸟是好鸟，就是话多

总体来说，我对易中天先生报以敬佩之情的，但对该书也确有些保留的看法。

鸟是好鸟——学者的易教授

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批注，作者旁征博引显示其深厚的学术功底。更可贵的是，他能将其在融汇之后按其逻辑串起来，相对完整地展示一个事件或观点。

作为通史类的书，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到编年似的记叙文风格，那显然是一般读者不愿意见到的。因此，本部书的四卷从隋唐定局（初唐）、女皇武则天（盛唐）、安史之乱（转折）三个重要历史阶段，以及禅宗这一唐朝重要精神思想产物作为聚焦，还是有其深意的。

就是话多——媒体人易先生

这里的“就是话多”没有贬义，甚至可以被很多读者视为优点。

书中不乏对三省六部、宫廷布局、科举制、唐诗格律等看似与主线不相关的地方着墨颇多，但我却要给其一个大大的赞。因为很多大师写小书时会省略掉，而普通人又根本搞不清这些事情，所以易先生愿意填补这个“裂缝”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因为这些算是了解历史的基础知识背景，他如不说，读者就需要另觅他途去解决，而且还不一定能找对地方。即便找对了，还不一定能和该书中的一些名词对得上号，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作者在降低读者阅读门槛的“通俗化”方面是做的极好的。

书中还有很多的议论和抒情之笔，有些引自其他文献，有些则为其自己总结。这部分文字有些不错，有些则略显牵强甚至武断。当然，这种“有态度”的做法也可能是最富争议的。

此外就是有大量“媚俗”的文字，比如文中大量的“呵呵”或者“也许吧，也许”之类的则让我感觉有点莫名其妙。或许这是作者本来的语言表达习惯，或者是为了拉近和读者距离有意为之。但我觉得这类文字降低了本书的“品味”。

总之，从易教授当初百家讲坛品三国开始，我对其就报以敬意——我们需要此类有着学术背景的人来与纯粹的网红去“竞争”，他们愿意放下身段贴近大众是一种福分，对其进入“作家富豪榜”也持积极态度。

然而，通俗和媚俗之间的尺度把握确实较难，易先生风格算是一种尝试，但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我对其一些表述风格的保留不能掩盖对其的扬赞。如果本书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历史的有趣，甚至愿意寻着本书所引的文献去了解更多的，进而收获属于自己的历史观，那就算大获成功了。

读后感易中天中华 篇3

可叹可气又无奈的魏晋

自秦变法改分封为郡县制，使得秦汉国力强盛，国家机器效率大增，晋武帝司马炎上台后分封诸王，后来造成了历时十五年的八王之乱，使得外族有机会入侵中原。

现实种种打破了秦汉以来铸就的儒家济世的精神追求，政治动荡看似给了士族们独揽九鼎的机会，但也造成了国破家亡，衣冠南渡，五胡乱华。政治黑暗压抑了人性，同时也导致魏晋人对心灵美、自然美的无限向往；这也为隋唐盛世的开放包容埋下了种子。

士族偏安，好清谈，讲风度！文人更是以虚无缥缈之境界为最！玄学大行其道，儒学空有其名，礼仪废弛；于此同时，飘然洒脱，真性情为时人所称赞；男子以白净漂亮为美，磕药酗酒甚多；更有此类人带兵，奇哉！怪哉！

清谈大家虽博学，但脱离实际，不事俗世，风评人物，空谈误国。体质破坏后又没有形成更好的体制，礼法、道德被少数阴谋家变为利用工具，从而导致魏晋人精神信仰崩塌，追求自由，男扮女装；

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是那个时代！！听完感慨良多呀！！

读后感易中天中华 篇4

这本书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改革”的主题向来不好写。因为前段时间阅读了陈雨露的《中国是部金融史（

1、2）》，第二册中对王安石变法也有详尽的论述与描写，因此在阅读本书时，不自觉的相比较起来。原本我的感觉是，易中天毕竟不是学经济出身，书中对于王安石变法内容的具体实施情况和经济影响所进行的分析和论述相对较少，但是易中天的治史态度倒还是挺客观公允的，对待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所形成的对立两派（变法派和保守派）的论述也是“各打五十大板”，最后指出唯道德论和泛道德论是我国文化传统上需要深刻反思并改进的地方；至于陈雨露的金融史固然详尽的分析了变法的经济影响与始末内容，并从货币、土地等经济因素入手，阐述了严重后果，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但可能正因为陈雨露是金融学出身，本着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天然信仰、以及对官商利益垄断集团的批判，其对王安石的评价可谓是“一棒打死”，犹记得书中写道历朝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和定性都是负面的、且“北宋之王始于王安石变法”、直到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才重提这段历史重新定性王安石、把“三不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口号重新喊了出来而为自己的变法造势，故而近代以来大家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才有所改观，但是，陈雨露这样的叙述也不免过于绝对化了。因此，易中天的《王安石变法》和陈雨露的《中国是部金融史》的各自利弊大体如此。但是，看到最后我却发现，老易和老陈竟然“殊途同归”了。易中天固然在论述过程中指出某些新法不见得不好而表现出中立的态度，但在最后两节中却明确指出“官与民争利”的问题，基于此展开的话、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也的确存在问题了，国家和政府的确需要钱、但绝不能与民争利，这样的落脚点就与陈雨露对官商利益垄断集团的极度厌恶与猛烈批判相契合了。虽然这样的结论与论证过程的确是正确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因为“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是同样的，市场也不是万能的。所以，这就又回到当初我看完《中国是部金融史》之后的感悟上了（而这却也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用现代金融学理论的话语来表述，政府与市场不过是两种组织方式而已，而人性却是同一的，同样一批人组织成“市场”形式就一定效率高、万能而不出问题吗？反之，同样一批人组织成“政府”形式就一定低效或也一定高效吗？关键是机制设计和制度约束，争论二者效率孰高孰低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明晰二者的权责范围和权利义务边界：属于自由的市场经济活动和自发的商业活动的就交付市场去处理、政府无需插手，杜绝官商利益垄断集团以及“与民争利”的局面出现；而关于提供公共产品、保证公平原则、财富再分配、以及现代金融中至关重要的金融监管等问题方面，则交付政府予以监督和管理。但是，最关键、执行起来最难界定的问题就是如何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理论上是一回事、实践上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正如王安石变法中种种“看上去还不错”的方案一执行起来就出问题的原因。因此，易中天最后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总结是“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可以看出，后两者属于中国文化传统上的“积习难改”，前两者就涉及“啃硬骨头”等攻坚克难的现实问题了。易中天颇有勇气的写出了“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的教训与启示；同时，又写到对公权力运用的警惕和制约。“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真真令人警醒和后怕。就像我在看完《人民的名义》之后写道的：中国人似乎直到今天还在渴望、憧憬、期待有一个集“学术、艺术、技术、权术”于一身的“全能型青天大老爷”的政治强人出现。从政当官者的确需要自律、自省、自我提升、的确需要更高一筹，“权术”很重要，同时也需要“学术”上的严谨性、“技术”上的专业性、还要有点“艺术化”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可以满足这些个人特质的要求是我们希望的一种寄托，而在当今时代和社会下，我们希望的另一种寄托就只能是尽可能完善、合理、科学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了。

读后感易中天中华 篇5

读《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有感

秦始皇是历史上争议较多的一位人物，在“伟大领袖”赞扬他以前说他好的不多，伴随他的几乎都是“焚书坑儒”、修长城、建阿房宫等负面评价。但无论有多少争议，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即：他统一了文字等，促生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国。

秦以前，我们理论上是个整体的中央大国，实际上是分散、半独立的联合体，各诸侯国之间不一样的东西太多了。用许慎的话说，当时是“诸侯力政，不统于王，……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也就是说，法令各异，语不同声，字不同书，衣不同饰，车不同轨，而且还币不同形，尺不同长，称不同重。一句话，几乎没有一样是一样的。这颇有些像欧洲，人长得都差不多，但各国有各国语言、文字、文化、货币等等。而且，那时的我们甚至比欧洲还乱，起码人家的度量衡、汽车的标准是一样的（现在货币也统一了）。

具有如此之多的不一样“独联体”是非常容易解散的，时间一久，难免就会分裂成完全独立的小国。所以说，如果没有秦始皇的大一统下的诸多统一，恐怕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的大国了。正是秦始皇的诸多统一（特别是文字统一），避免了“中央之国”的分崩离析，他的这个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读后感易中天中华 篇6

如果古代有民意调查机构，那会有怎样的记录？可惜没有。

平民百姓在朝代的兴亡和更替中，似乎没有发言权。后世我们能看到的记载，也大多局限在精英人士和上层人群。在魏晋时期，也同样如此。

那对于精英人士而言，是否历史（正面地）记录下他们了，他们就算成功呢？

这可就难说了。比如东晋的王导和谢安，堪称是当时力挽狂澜的人。前者拼尽全力融合南下的北方残余皇族士族与南方当地的本土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后者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少胜多地赢下著名的淝水之战。可惜，即使如此，这也只是短暂地延续了东晋王朝的统治。

公元420年，也是谢安去世不到40年后，东晋王朝就覆灭了。

下一次等到国家的统一和真正的安定，则要到唐朝的贞观之治，也就是公元627年之后。这其中，五胡之乱、南北朝以及短暂的隋朝，一共乱世了近200年！

当然，200年对于整个中国历史长河而言，只不过是一个瞬间，但是对于当时真真切切的个体而言，那是相当于三四代人的真实命运。这近200年的乱世里，无法想象多少人的命运被时代的洪流冲刷得多么的体无完肤，多少个生命遭受何等的苦难。

然而，他们的声音我们都无法听见。在历史记载中，只有王侯将相的故事。但愿后世的人们，尤其是那些站在各个领域云巅之上的人，多以苍生为念吧。

读后感易中天中华 篇7

《易中天中华史。中华根》读完了，完全颠覆范文澜、翦伯赞史书搞法，但以今说古的读史方法很值得阅读和借鉴。

今日偶尔发现网上质疑甚多，不妨传播一点读此书的诀窍。

名学者写史另类，肯定对反响有准备。不妨回头看看每编的后记，尤其是第一本《祖先》。易中天20XX年5月12日“拜见了吴敬琏先生”，为何要“讨教一些学术问题”？

吴敬琏是经济学家，易中天中华史是历史散文着作，他料定吴老会说“怎么保证你说的历史是真实的”问题，这正是他最终需要的。而后，顺理成章回答这个问题——中华史面世后的质疑。读过第一篇后记的“出发点”“目的地”“北冰洋”“导航仪”“发现号”“处女航”，便能豁然了。顺带补充一句：这易中天之处女航正是你无法“证伪”与“证不伪”之间的海域。

能回答吴敬琏先生的问题，还在乎其他人质疑乎？

本人与易中天老师有过一面之交，也知道一点个性。他用讲课方式着文，对于那些并非硬伤的质疑，甚至仅为自以为是的硬伤，是不屑一顾的。说到“硬伤”，于是也就挑一点：商殷不应一笔带过。商殷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已被考古发掘所证明。立足于此，“周”小国灭大邦、蛮荒克文明，以德立国、以礼治邦，结束神明、开辟人本，就更明晰了。

读后感易中天中华 篇8

读《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

以前看过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书中有大面积的描写王安石变法的内容。看完了之后自以为了解，于是凭着自己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的了解以及对于苏东坡的崇拜。大肆宣扬王安石的为人心术不正，变法的失败，于课堂上与老师互怼。

却不知道历史也分正史野史，就如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也有些地方记叙的不尽相同。何况林语堂老先生在写《苏东坡传》时，确实夹杂了很多的私人感情。犹如《三国志》与《三国演义》。

断断续续读完了易中天的《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才恍然大悟。同时倍感羞愧。

熙宁时期，法不改则烂，变法则乱。王安石雄心壮志，以助国的道德制高点去变法。所以司马光是反派。

司马光以秉承祖宗之法的道德制高点去抵制变法。所以王安石是反派。

苏东坡看的最为透彻，支持变法，但明白王安石的变法太过急于求成。说不上反对却也说不上支持。

两派撕的头破血流。皇权摇摆不定。民不聊生。苏东坡身险乌台诗案。

“现在看来，从仁宗到神宗，真是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三人则是群星中的巨星。司马光有《资治通鉴》传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更是以其在文学和艺术各个领域中的卓越成就，成为两宋的骄傲、标志和象征。”他们一心为国，本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

“当朝宰相司马光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便写信给副宰相吕公著说：介甫道德和文章都有过人之处，只是性格有点问题。如今仙逝，朝廷又在乱拨反正，那些无耻之徒必定乘机诋毁。因此，拜托仁兄奏请天子对介甫优加厚礼，以彰节义，以正市风。”“苏轼则利用执笔起草制书之便，给他的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以极高的评价：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政治挂帅。即便他们如此敬重对方，也要尽力排挤对方。

看完之后，有太多的心绪不可描述。不只是三人之间复杂的政治冲突，其间章惇，吕惠卿，李定等人在这一段历史间的品性，作为，也能让我学到很多。特别是李定，由于正史的不同，人们对他的言论也不一样，我们也只能以自己的眼光去选择性相信。

以前逛过知乎，专门点有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话题进去看，影响最深的一句是“居然有给司马光捧臭脚的。”……当时内心非常愤慨吧。不论他怎么看待司马光所站在的立场，他编写出了《资治通鉴》便是我们礼应尊敬的。怎么也不应该被后人如此污蔑。知乎里面还有很多这种人，当时一气之下卸了知乎，现在想想，当时我也是那么极端的讨厌王安石，否定他的一切，不承认他的为国之心。

突然想起唐太宗说过的一句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可以说是非常有道理了。

读后感易中天中华 篇9

嘉靖十四年到万历十二年，年仅十几岁的懵懂少年嘉靖帝被迫成为皇帝，自此大明王朝内阁朝夕莫测，上演一出出独裁专断的荒唐戏码，估摸着时间跨度半个世纪。

《严嵩与张居正》一书正是以浅显易俗的白话描述着曲折离奇的历史故事。

在古代封建制度的王朝中，皇帝就是真命天子，那就自然有一批辅佐天子的内阁朝臣。即是朝臣，自然有忠臣、奸臣之分，还有一小撮表面中立者们。

事实上，作为一个王朝中最高权力者，嘉靖帝可谓是一个玩弄政权的高手。他即重用忠臣，也重用奸臣，使其相互制衡，朝廷也就达到坐收渔翁之利。可见，无数群臣挣得你死我活，归根结底还是天家江山得了最大益处。

虽说嘉靖帝少年做了皇帝，可他毕竟是过继来的，他自己也有亲生父母，这不刚坐上皇位就到处串掇要立自己父母为兴献帝后，还不顾群臣反对，打死了几十个大臣，收了奸臣张璁和桂萼为朝廷重臣。

自古以来，大家都信奉“天命不可违，来者犹可追。”

因此，严嵩被嘉靖提拔重用，不可谓不是天命。成熟起来的嘉靖帝就是一只狡猾的狐狸，正巧遇上经验丰富的老狐狸严嵩，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从此，这个靠着严苛的科举制度出头的历史大奸臣，就走上了奴颜婢膝媚上邀宠和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恶人自有恶人磨，最终把自己搭进了权术的坟墓，成了王朝的殉葬品。

作为有着士大夫深厚底蕴的重臣张居正，他的命运相对严嵩要顺遂一些，也可以说是他把握住了命运赐予他的好时机，遇到了年少不经事的小皇帝，获取他的极度信任。于是，有着皇帝这个大靠山，张居正手握专权，直达王朝内阁的顶缝，做了大明唯一的太师。

虽说，张居正聪明的把握了这个绝好时机，完全有能力糊弄小皇帝，从而做一个隐形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独裁者。然而，从骨子里就接受权臣尊卑思想的他是一个一心为国家出力的做实事的人。用此时机，他施展浑身解数，大显身手，励精图治，只改革五年，朝廷的国库财富就增长了三倍之多。

张居正是个有能力有野心的人，但他的确是一个才华横溢做实事的人，他用这场改革挽救了大厦将倾的大明王朝，这也是之后腐朽没落的大明万历三十多年不问朝事，政权机构停驻，却没有灭亡的主要原因。

然而，不管你如何努力，如何为王权做贡献，但在天家的眼中，这些都是你的份内职责，不管你做得好还是做的不好，是奸臣还是忠臣，天家人都理所当然的把他们都当做卑微的奴仆对待，毫无真心可言。这也是他们没有善终的主要理由之一。

千百年传下来的封建思想就是普通人对皇权无底线的崇拜与信仰。

在《严嵩与张居正》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龌龊一面。当时，许多学子能人都屈服于皇权的统治之下，进了天家门，只有无理由的服从下达的命令。权臣们由表及里只能全身心的奉献于最高权力统治者，不能再拥有自我意识和主

明朝的君臣关系不仅复杂，而且水火不相容，动辄就是激烈的交锋，结果往往是臣服于皇帝权威的脚下。朝臣们早已丧失了尊严和信念，很难脱离这个复杂交织的官场做一回真实的自己。

然而万事总有例外，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再横的人也怕不要命的。海瑞就是这样一个官场奇葩，他公正清廉，以身作则，官场多年一直努力以道德和良知清除积弊。这股清流却极大损害了多数奸臣的利益，由此一直遭受抵制和磨难。

而另一个奇葩张居正，底蕴和靠山都很强大，他把握了绝好时机，早一步先于他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因此他施展非凡的能力与才华，锐意革新，试图运用法令振作精神，结果却也艰难险阻、抗拒横生。

而申时行妥协安抚，极力靠调和来维持团结，终至纷争不已。殊不知他们最终的失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都败给了无形的敌人——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在大明朝，最具有代表性和值得推崇的，也只有张居正和海瑞，作文因为他们活的真实，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意义。而严嵩只是跳梁小丑，一闪即逝……

《严嵩与张居正》一书，作者易中天多用轻松白话的语言风格，文章段落简洁明朗，通俗易懂，如此读者更能通过此书吸收到大明王朝的那些事儿。